惟在宪法中，国家行为能力的延展与义务的履行则须通过国家机构的具体职能来实现。
为了保证人民作为权力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有必要在宪法本体论上，对权力行使的控制、其行为的界限划定边界。为避免基本权利在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的均质化，应考虑基本权利在市民社会的一般化与再具体化问题：基本权利的一般化即为了保障社会宪治功能的实现，应将基本权利从单纯的国家脉络中抽离出来，予以一般化，从而转化为全社会有效的一般原则。
除此之外，在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中，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限制以及限制的限制是基本权利释义学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且基于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优先性以及基本权利作为法规范的直接拘束性、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法律的交互性关系，对基本权利的性质、规范目的、保障范围之解释应作体系化之思考。有学者认为，宪法与民法是一种交互性影响的关系。从基本权利走向国家机构的研究 我国宪法学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在基本权利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形成了一套概念与释义学体系，但是，学术界对于国家机构的原理以及释义学体系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关注。为此，有学者指出，宪法中的国家是具有统一体权限、拥有权属地位、负有义务一种法人形象，因此具有行为能力。法律充权、事实充权、主观充权之间是一种相护相依的联结关系：法律充权是事实充权的前提，事实充权是法律充权的体现，如果法治不彰或者法律充权不足、事实充权缺失的话，人民主观充权的意愿也会相对低沉。
为此，要进一步落实现有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制度，进一步强化选举过程的民主性、透明度。于此，宪法对于民事立法行为的合宪控制，体现了国家宪法属性。其次，那些由法院负责执行的刑事处罚，包括死刑、罚金刑、没收财产刑，都应被转交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执行。
1951年7月，司法部建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负责为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培训司法干部。其次，看守所不应继续承担刑罚执行职能，任何被生效判处自由刑的罪犯，都应被转往监狱执行刑罚，接受专业化的教育矫正。尽管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的大司法行政模式，在我国并没有重新出现的制度空间，但是，我国法院、检察院对其人、财、物的全面管理，对于法官、检察官乃至司法警察的教育培训，确实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更何况，公安机关对劳动教养既行使审批决定权，又自行行使执行权，也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影响劳动教养决定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先后设立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设立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和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逐步加强了对法官、检察官的自行培训工作。司法行政机关都负有对监狱、未决羁押场所加以管理的职责。
除了司法研修以外，对于在职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制度体系。这两种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司法行政机关都属于政府行政分支的组成部分，司法部长甚至属于内阁成员。根据我国实行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法院、检察院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他们与同级政府都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并向其报告工作，而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宪法层面上并不享有与法院、检察院相同的政治地位。这些事务可以包括统一法律服务管理职能、生效裁判执行职能以及司法保障职能。
至于那些被判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罪犯，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考虑设置专门的财产刑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二是法院生效裁判的执行职能，目前主要是通过监狱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等自由刑的执行，以及通过社区矫正机构对非监禁刑的执行。但是，通过这一资格考试的人士充其量只是在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上达到了从事法律职业的最低标准，还远远无法达到立即胜任法律职业的程度。这种由公安机关行使部分刑罚执行权的情况，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仍然造成刑事侦查权与刑罚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冲突。
首先，那些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刑事处罚，包括拘役、管制以及包括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在内的部分附加刑，都应转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执行。而司法行政机关由于不再负责法学教育的管理工作，对于法律院系的开办、师资要求、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不再承担监管责任。
各级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保障。司法干部登记、分配、任免事项。
法学界不断呼吁的一些改革措施，如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转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建议统一的刑罚执行体制，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权全面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等等，就都直接涉及司法行政体制的重大变革问题。未来，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上述职能的范围和方式方面，有望发生显著的变化。可以考虑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组建民事行政裁判执行部门，由其负责对全部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但由于当时众多法官、检察官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法学专业训练，对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需要注重基础性和专业性，法院和检察机关内部教育培训制度应运而生，并最终取代了统一的司法人员在职培训体系。2005年，随着国家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推进，司法行政机关拥有了对司法鉴定事务的管理权，除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以外，其他司法鉴定机构都要经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认证、登录和鉴定范围的确认。自20世纪末期以来，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越来越集中到反复吸毒成瘾、多次卖淫嫖娼以及从事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人，而对这些人的教育矫正又不得不伴随着戒毒、戒除不良习气、进行特殊教育等专门性工作。
与此同时，尽管司法改革决策者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目标，但民事裁判的执行权仍被控制在法院手中，造成法院司法职权的过于集中，带来一定程度的权力滥用乃至司法腐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执行难问题。全国诉讼案件种类、数量及社会原因之统计事项。
未来随着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逐步移交国家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内设的司法鉴定机构也有可能被随之移交监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迎来了长时间的小司法行政模式时期。
下面依次对此作出简要分析。当然，从我国司法体制的发展历史来看，司法行政机关的取消只是20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
这标志着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开始行使对刑罚执行和劳动教养执行的管理权，是我国刑罚执行体制的重大改革。可以说，通过对司法行政职能做出重新调整，来推动公检法三机关法律关系的变革，研究者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无论如何，在执行实施过程中，一旦发生诸如执行标的变更、执行对象发生变化或者案外人提出异议等情形的，执行人员应当立即中止执行活动，将有关事项提交执行法官负责裁决。1983年9月，国务院将原属公安部的劳改局和劳教局划归司法部，司法部组建了新的监狱管理局和劳教管理局。
这也为后来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把劳动教养场所被改造成强制戒毒机构奠定了基础。但这种刑罚执行体制的改革后来并没有大规模地推进，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然，这三种法律职能的范围和内涵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一）法律从业人员的遴选与培训 1982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在创建律师制度的基础上，推行全国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制度。
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继续行使以下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一是管理和培训司法干部，包括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干部。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联络其所在的村庄、街道或者社区，对其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政治权利的剥夺情况进行动态监控，以保证这一刑事处罚的有效执行。
因此，未来可以考虑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放置在监狱内单独执行刑罚。有鉴于此，未来的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在培养专业化和精英化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此类管理事务纳入司法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中。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管理，从原来的行政控制方式彻底转变为现在的行业指导方式。但由于看守所在公安机关的长期管理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刑事侦查的第二战场，成为公安机关用来进行深挖余罪的工具，同时也是公安机关对那些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执行刑罚的场所，因此，看守所制度的改革需要有进行一系列配套措施加以保障。
（二）1954年后以及1979年后的法院司法行政时期 1954年9月，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实施，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组织法》和《法院组织法》。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在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设置人民监督员管理办公室或者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将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的管理权向司法行政机关转移。
凡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的遴选、名册登录、培训、参观、职业伦理规范、惩戒等项事务，都由法院、检察机关自行加以管理。从1982年到2001年，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有增有减，但大体维持在小司法行政模式的框架之内，其对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进一步压缩，对政法教育的管理则基本被取消，但同时获得了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管理职权，并负责管理我国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
但是，这种培训体系一方面严重分散了有限的在职教育资源，无法整合既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为在职法官和检察官提高优质高效的培训。二是生效司法裁判的执行职能。
